20世纪初年，面对来自官绅双方日益高涨的提拨“庙产兴学”运动的强大压力，在先后谋求藉信徒之力消极抵制和借助来华日僧的庇护均告失败之后，一部分佛界寺僧开始寻求自救之路。大部分青铜佛像被毁。他们开始主动兴办学堂，或者联合其他一些寺庙僧侣自行组织的教育团体兴办僧俗学堂，希望以此种方式来提高僧众的文化素质，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提拨庙产兴学运动的冲击。作为官方而言，为了避免来华日本佛界寺僧所引起的外交纠纷和规范地方僧教育团体的发展，晚清学部于1906年也开始改变过去的既有政策，转而鼓励僧界自办僧教育会和僧俗学堂。长期以来，学术界虽对提拨庙产兴学运动和佛教界在此期间的僧学兴办情况，有过较多的关注，但对于由一些寺僧自行组织的僧教育会却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本文力图就管见所及，对之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清朝统治台湾时，大陆漳、泉居民才大量渡海来台。当时台湾海峡风浪很大，所以移民们都携带神像、香火、香炉作为护身符，其中以妈祖神像最多，因为妈祖是海神，所以神常被安置在船上，以祈求她保护航海安全。
而在开垦初期，由于野地医药不发达，只要有疾病流行，就会造成许多人死亡，所以人们都信仰瘟疫之神「王爷」。王爷又称「千岁爷」、「府千岁」，有很多不同的姓氏，传说王爷可以去除疾病，所以人们相信他可以疪佑身体健康。到了后期，村落渐渐繁荣信徒就兴建各种寺庙，来感谢神的保佑所以妈祖和王爷也就成了台湾寺庙供奉神明的二大系统。在当时，寺庙不仅是居民的信仰中心，而且兼具教化、救济等功能。
如果说戊戌维新之前提拨庙产兴学还只是个别地方的个别现象的话，到了1901年之后则逐渐演变成为一场遍及全国的运动。在朝廷兴学谕旨的推动之下，随着寺庙铜钟一声响起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提拨庙产兴学运动。由于朝廷未能明定章程，各地只好概由地方官员自由度量。此间报章上关于提拨庙产兴学的舆论煞是热闹，有主张全拨的，有主张分提的，甚至还有人倡议办理僧捐。据有人统计，全国共计寺庙79622处，僧道尼姑140193名，“非领有度牒不可，每度牒一纸定以洋银若干元，合各省计之为款不下数十万，再每岁定以常捐之数”。在大多数士绅看来，庙产本是公产，将之提拨用于兴学是变无用为有用。早在1902年秋，江苏兴化县令即提出请将该县庙产“酌提三成作学校之用”，两江总督对之“大加奖许”，随后该县提拨1万亩寺院田产充公，继而泰兴、盐城两县亦有相应举动。由于官绅们有了兴学等新政举措的借口，使得提拨庙产兴学风潮在全国范围内更为广泛地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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